面对新闻媒体,科学家该如何沟通?——《疫苗先锋》

  • 作者/莎拉.吉尔伯特、凯萨琳.格林
  • 译者/廖建容、郭贞伶

2020 年 7 月 15 日,佩斯顿(Robert Peston)在英国独立电视台《十点新闻》(News at Ten)报导:「记者最近得知,在制药界巨头『阿斯特捷利康』的支持之下,牛津正在进行的疫苗开发工作有了非常重要的消息,同侪审查显示,我们身上都具备的抗体,以及名为 T 细胞或称杀手细胞所造成的免疫反应,跟研究者期待的一样好。所以这是个好消息,是疫苗可能有效的证据……相关人士认为最快在秋天『这款疫苗』就有可能大量生产。」

我想我真的把红酒喷了出来。这是在搞啥啊?所有参与这项计画的人,只要是跟临床试验数据沾上一点边,都会受到严格的指示,绝对不能谈论它。我们不能在自己的电脑里保存副本,或是用电子邮件传送。当然也不能告诉朋友。甚至有些人实际参与疫苗制造,也还未被告知数据是长什麽样子。但是,佩斯顿却在推特跟全国新闻上大谈特谈。

《泰唔士报》(The Times)及《每日电讯报》(Telegraph)上,立刻出现了对他的某些说法照单全收的文章(其他报纸则主要关注我们有必要在三明治连锁店里继续戴口罩)。牛津大学甚至在推特上发推其中一条新闻连结;我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研究发现,但泄密的科学却可以,这似乎是精神错乱了。

我不认为我们有人去调查消息从哪里走漏(对於泄密的源头为何,充斥着各种猜测:是英国疫苗任务小组的某人说出去的,还是有政府部长想要在那一天曝光一个好消息?)但这让我们在未来更加小心。如果我们了解得还不够清楚的话,这件事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当聚光灯照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时,灯光是多麽刺眼。

媒体的影响

在我小时候,我梦想着要成名:我会上电视,《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会刊登我的照片,所以我决定要成为科学家。以上纯属虚构,并没有人这麽说过。

一整个 2020 年,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挺身应付自己的人生课题。与此同时,由於事情还没有难到爆表,我们以很快、有时快到吓人的速度发展出全新的技能。我们一路走一路解决问题,也因为参与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故事」,我们学习着如何克服在沟通上所遇到的挑战。

当人们只想要简单的答案时,我们试着想出方法让人们了解事情的复杂性。在为病人保密(和避免内线交易)的同时,也要公开透明。要真实地介绍我们的工作,却又不低估它的价值。既要跟人们讨论与数据相关的注意事项、未知数及不确定性,又要能给人们安慰,让人们信任我们的工作。在维持住个人生活界线的同时,我们也努力促进大众对科学有更多了解。

有时候媒体(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会帮助我们应对这些紧张局面。大部分新闻记者跟我们一样,都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尽力而为,在传播新兴的复杂科学方面,有许多记者做得相当出色。但是在其他时候,媒体似乎也确实造成了紧张状态。有时候,某些记者有自己的目的,而其他记者根本没仔细去查证真相,就把这位记者说的话当成事实报导出来,结果讯息被扭曲,或是故意耸人听闻,让我们深感挫折。

这同时也是我们的机会,毕竟可以接触到通常不会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的人群,并将确认过的正确讯息告诉全世界。我们始终清楚,疫苗之父詹纳(Edward Jenner)的伟大成就不是发明对抗天花的疫苗。疫苗并非他的创见,他就跟其他科学家一样,都是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础上发展壮大。但是他做到了其他人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向大众宣传他的发现,并呼吁人们广泛接种疫苗。

媒体像双面刃一样,这并不是什麽新鲜事。但我们不是有影响力的人或是皇家成员,所以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先前并没有那麽关心媒体的本质。我们在实验室里隐姓埋名的工作,如果我们的最新发现能刊登在高度专业的科学期刊,我们会很高兴。可是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拿起这把双面刃,尽我们所能地挥动。我们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人们想要了解我们的工作,即使我们不想涉入,也无法置身事外。在 2020 年最初的几个月,关注、压力及失言都在逐渐累加。1 月底,全世界开始担忧疫情,我们收到很多请求,希望我们发表谈话。2 月时,我们在研究实验室首度进行照片拍摄(不是在临床生物制造机构,毕竟我们正在制造疫苗,我不能冒险让疫苗制造过程受到污染或中断),往後还又进行过好几次。

让摄影师及拍摄小组进实验室,总是会一团混乱。三、四个人在实验室里踩来踩去,电线拉来拉去,有让人绊倒的危险,拍摄小组将工具随手弃置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并要求深感压力的团队成员解释目前正在做什麽,拍摄小组会说再讲一次,最後一次,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有时候结局并不愉快,譬如有位工作人员认为原本要进行拍摄的办公室不合适,会拍到窗外的鹰架,结果他们在免疫学实验室里最忙碌的角落拍摄访谈,毁了一整个早上的工作。

到了 3 月,我和团队成员一直不断收到媒体的采访请求。我记得曾跟《每日快报》(Express)的记者做过电话访谈。我跟他谈了大约半小时,我以为我有小心仔细地向他描述整个故事:我们如何制造疫苗,如何测试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对於临床试验的计画。结果当我看到新闻标题时,想像一下我有多麽惊讶:「冠状病毒疫苗:牛津大学科学家怕英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愚蠢的是,我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就在访谈结束前,他问了我:「你最担心什麽?」现在回想起来,这显然是记者的套话技巧。我们一直在聊天,我觉得很放松,所以我没想太多就回答了。我其实说的是(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文章其实写得相当好,既清晰又准确),由於我们必须如此快速的工作,吉尔伯特无法先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测试不同版本的疫苗,再提出最後的设计,我们只能做出最简单的选择,重复之前对抗 MERS 的有效策略。但是标题暗示的跟我所说的并不一样。上了一课,学到教训了。

4 月时,听说校园里出现了狗仔队(我想是有人在医院停车场注意到某人持有长焦镜头的照相机)。我们并不习惯这种关注。格拉纳托据称死亡的假新闻所带出的一连串事件,让我们清楚的意识到,在跟媒体互动时,我们需要更有策略、更主动掌握局势。

媒体在许多方面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我们能够那麽快地招募到临床试验志愿者,新闻报导很可能是重要关键之一,它也提升了我们的知名度,让注意到的人慷慨捐助我们的计画。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保护志愿者及临床试验过程的隐私及安全性,并给我们自己空间,继续研究工作。

我们在为疫苗临床试验而设立的网站上贴出告示:「我们知道临床试验的进展充斥着谣言及不实报导。我们恳请民众不要相信这些讯息,也不要继续转传。我们不会再提供关於临床试验的评论,所有的官方更新都会公布在这个网站上。」

我们也开始将所有来自新闻记者的要求转给大学的新闻办公室,他们会代表我们回绝绝大部分的要求。新闻办公室帮我们安排跟几位选定的记者做了几次背景介绍。我们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评论,而是讨论一些一般性议题,譬如,比较两次不同临床试验结果的困难之处,以及我们可能会如何处理;或者在临床试验中我们如何测量抗体。除此之外,我们会在有数据要发表以及有话要说时再进行沟通,而不是无话不说。

当然,这并未让各方不再提出请求。尽管我的推特出了点状况,相对来说我的私人资讯还是没那麽公开,但吉尔伯特就得放弃手机了。大学网站上有她的手机号码,记者不断打来要她发言,公众人士想听她的保证,投资顾问希望得到内线消息,会议筹办业者想找她当主讲人。

可是吉尔伯特无法放弃电子信箱,因此她的收件箱中充满了想得到及想不到的钓鱼尝试,企图诱使她点击恶意附件,也有人寄来各种讯息,要她放弃研究,采用他们的理论来治癒新冠肺炎,包括吃香蕉/大蒜/水仙花/日本梅精/植物/所有天然成分/复合配方/蜘蛛毒的解毒剂/水及盐/动物(「我没有指明什麽动物」)。

大学升级了网路安全防护。有传言说俄罗斯特工试图偷窃我们的疫苗数据,我们的资讯人员也遇到一些「不寻常」的问题。不过,无论他们做了什麽,肯定没有过滤掉所有可能是善意、却也造成困扰的方法。

我们的新策略其实就是在发表第一篇同侪审查论文之前,继续埋头苦干。这个策略一直还满顺利,直到佩斯顿的泄密文刊出。他让我们大吃一惊,但还好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不像 4 月时我们处理的假新闻。疫苗的表现确实如我们的预期。它让免疫系统增强对新型冠状病毒棘蛋白的防御,并且没有引起任何有问题的副作用。偶尔会有手臂酸痛,或是发烧的现象,这些副作用很容易用扑热息痛(paracetamol)治疗。

不过就像 4 月时的情况,希望我们做出评论的要求激增,突破新高。这让我们首度感到相当为难。任何一丝讯息,即使是某人从其他管道泄漏出去的,都会让我们受到质疑。当我们什麽都不说,会被批评不够透明化,没有尽到告知大众的义务,但要是我们真的说了,批评者又会说我们是在做「新闻稿科学」。

  • 台湾杰出女科学家系列专访,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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