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家刻意让千位民众感染肝炎超过三十年

  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面临着内部的生存威胁:一次肝炎的爆发怀疑感染了数十万人。当时尚无用於研究病毒性肝炎的动物或细胞培养模型,但军方迫切希望找出爆发源头,并了解该怎麽控制疫情。於是,军方与生物医学科学家合作展开了人体实验,而这些实验在二战後还持续了数十年。

  历史社会学家赛德尼‧哈尔彭(Sydney Halpern)在着作《危险医学:肝炎人体实验背後的故事》(Dangerous Medicine: The Story behind Human Experiments with Hepatitis)提到这个为期30年的实验计画,科学家刻意让1000多位民众感染会引发肝炎的病毒,其中甚至还有150多名儿童。受试者包括囚犯、残疾儿童、重度精神疾病患者,以及以社区服务代替服役的拒服兵役者。由於美国监狱与精神病院体制的种族偏见,因此黑人受试者的数量也不成比例的高。我们永远无法估算这些实验所造成的长期影响:虽然在短期之内肝炎很少致命,但可能会在感染的数年後引发慢性肝病与癌症。

  二十世纪中期骇人听闻的人体实验故事屡见不鲜,其中最着名的是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该研究从1930年代开始,不让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男性接受治疗长达数十年。 然而,《危险医学》不仅只是再一次讲述经典案例,它还对社会、军事与科学背景进行彻底地探索,而这些环境孕育了过去那些恐怖且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哈尔彭尽量避免单纯描述单一个人或团队的故事,而是拼凑整理了数百份历史文献,将焦点放在整个体制的滥权。

  肝炎的人体实验始於1942年,当时肝炎在美国士兵与军事人员之间爆发,科学家最终确定,疫情是由一批受污染的黄热病疫苗所引起。这些研究在战争的支持下展开,直到1972年因公众与学术界对人体实验的态度转变才中止。

  科学家广泛研究了肝炎生物学,区分A型肝炎(藉由被污染的食物传播)与B型肝炎(藉由被污染的血液制品传播),试图在血液供应中寻找将B型肝炎病毒灭活的方法,并测试治疗与预防方法。有些研究还刻意让人们接触污染物质,不是透过注射就是让人摄入混合巧克力牛奶与粪便样本、内含肝炎病毒的「奶昔」。在各种实验过程中,至少有四人死於肝炎。但由於没有长期的追踪调查——当个体实验结束後便停止监测——因此没有数据证明究竟有多少受试者在数年後因感染肝炎而致残或死亡。

  数十年来,科学家向学术界与媒体证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并随着时代风气重新设计实验方法。最初,它被形容为「帮助军队的必要牺牲」。後来,在监狱进行的实验则被认为是囚犯透过社会服务改过自新的途径。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是「发烧疗法」的延伸——当时一些科学家认为,疟疾与肝炎等传染病引发的高烧,或许能够改善某些精神状况。在残疾儿童身上进行的实验,被合理化成尝试让儿童对特定疾病产生免疫力,因为这些传染病在其居住的拥挤和不卫生的环境很常见。

  尽管哈尔彭重点放在大环境,但她并没有让个人卸责。一些研究负责人知道研究作很可能让民众恐惧,因此试图控制媒体舆论——刚开始是把报导压下来,後来则鼓励把受试者描绘成英雄。一些期刊编辑不仅发表了肝炎实验的科学发现,而且还撰写了赞扬这些研究的评论。

  哈尔彭还指出,尽管实验期间还没有完全了解肝炎的长期影响,但早在1940年代就已经有迹象表明,科学家知道有这种可能性。最终,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流行病学研究证明,B型肝炎带原者比非带原者更容易罹患肝硬化与肝癌。

  对肝炎的无知也影响了许多儿童。由於儿童的直接症状没有那麽严重,因此科学家以为让年轻人感染可以获得免疫力,在长大後也比较不会变成重症。但事实上,儿童得到B型肝炎比成人更可能变成终身的B型肝炎带原者,并且长期影响着他们的健康状况。

  当我们看见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於传染病的无知时,或许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在这个世界仍处於Covid-19病毒流行的时期,两者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尝试解决传染病的严重影响(住院、死亡)时,往往没有考量到长期的影响(残疾);而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儿童、监狱囚犯、重度神疾病患者——则经常被握有权力的人置於危险之中。

0 0 投票数
Article Rating
订阅评论
提醒
guest
0 Comments
内联反馈
查看所有评论